《西游记》的文体为什么是神话小说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，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，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。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，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，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。

作为“伟大的中国故事”，唐代玄奘大师“西行取法”的事迹声震寰宇，从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到两《唐书》、《高僧传》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，其远行五万里，穿越百余国，苦度十七年，所历艰险“百千难以备叙”。在民间，“西游”故事世代流传，滚动累积，直至沉淀为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一的小说巨著《西游记》。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，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，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，正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和《鲁滨逊漂流历险记》。当然，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，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，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，借用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话语，属于“《西游记》的秘密”。

　　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神话元素

最早记载取经史实的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(辩机执笔)。大唐初年，国门未开，虽然历史上不乏张骞、班超、朱士行、法显等先贤的“通西域”之旅，但国人对西域的认知尚停留在想象层面。西域，狭义所指为我国西部领土，广义上则泛指包括今亚洲中、西部，印度半岛，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。玄奘《西域记》所指大约介于两者之间。查其西行线路图如下：

贞观三年(629)从长安(今陕西西安)出发。经秦州(今甘肃天水)、兰州、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、瓜州(今甘肃安西)，偷渡玉门关。取新疆北道伊吾(今新疆哈密)、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)。越葱岭(帕米尔高原)、出热海(凌山大清池，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)来到素叶水城(即碎叶城，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)，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。

贞观十九年(645)，玄奘携带657部佛经，取道巴基斯坦北上，经阿富汗、尼泊尔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，驻于阗(今新疆和田一带)，历两年回到首都长安。

　　行程5万里，历时17年。

因为地理、气候、语言、宗教和历史的特殊性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西域见闻颇具神奇性，有的径直就是微型神话。如屈支国“大龙池”故事：

国东境城北天寺前有大龙池。诸龙易形，交合牝马，遂生龙驹，性戾难驭。龙驹之子，方乃驯驾。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闻诸先志曰：近代有王，号曰金花，政教明察，感龙驭乘，王欲终没，鞭触其耳，因即潜隐，以至于今。城中无井，取汲池水，龙变为人，与诸妇会，生子骁勇，走及奔马。如是渐染，人皆龙种，恃力作威，不恭王命，王乃引搆突厥，杀此城人，少长俱戮，略无噍类。城今荒芜，人烟断绝。(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)

这则人龙交合故事，一方面带有神秘色彩，另一方面也有道德说教的因素：因为违背自然本性，造成毁城灭族的恶果，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，符合“再生态神话”的界定。

另一部重要史著是慧立、彦悰所著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玄奘取经归来，唐太宗特制《圣教序》予以表彰，慧立、彦悰为了美化师尊的人格、功绩，又在传记里加入了许多神话因素。如关于西行缘起：

法师出生也，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。母曰：“汝是我子，今欲何去?”答曰：“为求法故去。”此则游方之先兆也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　　仿佛玄奘取经是“承天命”，有神力相助。

　　又如受《心经》及《心经》的神奇作用：

从此已去，即莫贺延碛，长八百余里，古曰沙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复无水草。是时顾影唯一，心但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。初，法师在蜀，见一病人，身疮臭秽，衣服破污，愍将向寺，施予衣服饮食之直。病者惭愧，乃授法师此《经》，因

常颂习。至沙河间，逢诸恶鬼，奇状异类，绕人前后，惟念观音不得全去，即颂此《经》，发声皆散，在危获济，实所凭焉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这则故事被写进《西游记》，授《心经》主体改为乌巢禅师，但《心经》威力依旧，并且贯穿全书，成为《西游记》的精神之魂。

《法师传》记载玄奘取经史实最为详尽，梁启超曾在《支那内学院校本玄奘传书后》称赞其“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，价值应推第一”，胡适则明确称其为“《中国》传记中第一部大书”(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)，它的神话性描写，极大地强化了玄奘取经的“神话化”方向。

其他各类野史、笔记也多有神话故事。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“摩顶松”神话被完整移植至《西游记》：

玄奘法师往西域取经，手摩灵岩寺松枝曰：“吾西去求佛，如可西长。吾归，即向东。”既去，其枝年年西指。一夕忽东方，弟子曰：“教主归矣。”果还。至今谓之摩顶松。

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进入《西游记》，或对《西游记》产生影响，从而催生《西游记》向神话小说发展。对此现象，胡适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称为“西游”故事的“神话化”;由于这种“神话化”开始在玄奘大师身前和去世不久，并且所产神话十分丰富，蔓延广泛，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，故胡适又惊叹：“神话化之速。”

　　《取经诗话》：为《西游记》神话小说奠基

据目前资料，可知今存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是无名氏的俗讲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。正是它既有的神话品质为《西游记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方向。

关于《诗话》的产生年代，学界向有不同意见。王国维以《诗话》卷末(款一行)“中瓦子张家印”判为“宋椠”——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(《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》);鲁迅则以为系“元人撰”，属“元椠”(《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的版本》);王力先生《汉语史稿》根据语言规律前推为北宋，近来更有学者大幅提前断为“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”(刘坚《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〉写作时代蠡测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82年第5期)。上述意见，无论哪一种都要早于现存明代杨景贤《西游记》杂剧和《永乐大典》本《西游记》平话，其作为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，殆无可疑。胡适视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祖宗”，鲁迅称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先声”，一致肯定《诗话》对《西游记》的影响，诚为信论。仅就神话渊源而论，《诗话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：